文体明星和娱乐公司的舆论影响力，不应被完全视为一种私人财产，而需在必要的时候被用于公共利益的践行。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娱乐公司和娱乐明星主动选择停止或暂缓部分娱乐活动，并不单纯是商业利益上的考量，而体现了明确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意识。
8月12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事发第一时间，即见诸多娱乐明星在微博等公共平台发布消息，在对灾情予以关切、对遇难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也呼吁民众平复情绪、理性应对，不要因盲目冲动而影响现场救援。
8月13日，国内各大娱乐公司纷纷将原定于本日举办的多个大型活动取消，未能取消的也在程序上大大简化，并在进行过程中纳入了致哀环节。如刘亦菲和宋承宪的新片发布会直接延期至9月30日电影上映前;而热映影片《滚蛋吧!肿瘤君》在广州的宣传活动上，导演及两位演员均身着黑色T恤、表情沉重，原定的一些访谈环节也被取消。
事实上，不独娱乐明星和娱乐业，我们在8月13日这一天可以明确感觉到整个社会氛围，包括舆论氛围，均体现出了某种肃穆和庄重的气氛。在公开或私人的言谈领域，除围绕事件展开的相关争论外，甚少看到不合时宜的娱乐信息或娱乐事件的交流行为，“段子手”和“恶搞专家”们亦板起面孔，或沉默，或加入致哀的队伍。就连谣言的流传和轻信现象，也较以前大为少见。这表明，我国民众在看待和处理类似的突发事件时的心态和姿态，比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期显得更为成熟、更加负责任，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进步。
其实，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对娱乐色彩较强的文体事件做取消或暂缓的安排，是传统悠久的国际惯例，其中尤其涉及演出、比赛、发布会或粉丝见面会等需要聚集人群的活动。一般情况下，大型突发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体育赛事需要安排默哀或致哀环节，各种地面娱乐活动最好取消，就连电视台也应暂时停播部分娱乐节目，给新闻节目更多的时间。
如2014年8月，中国足协就要求国内各级别和类型的联赛及俱乐部在9日和10日进行的各项赛事中举行默哀仪式，以悼念云南昭通鲁甸地震中的遇难者;而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发生后，日本国内绝大多数电视台都停播原定的娱乐节目和广告，将播出时段为地震救援情况让路，同时藤原纪香、福山雅治等娱乐明星也将演出及宣传活动延期举行。
如果说以往这类处理方式大多是在相关部门的政令之下完成，那么本次我们看见了娱乐业的很多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起了这一职责。虽然有秩序的现代社会建立在各行其道、各安其事的运作逻辑之上，但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从人道主义和公序良俗的角度考虑，娱乐行业应当尽可能将有限的传播和注意力资源让渡给灾情的救援和报道活动。
总体而言，中国的娱乐业正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并不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标志，而是以建立一种超出娱乐自身的负责任的公民群体形象为标志。在现行社会机制，尤其是明星制的强大影响下，文体明星和娱乐公司得以获取在传统上只有媒体和公共机构才有的舆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应被完全视为一种私人财产，而需在必要的时候被用于公共利益的践行。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娱乐公司和娱乐明星主动选择停止或暂缓部分娱乐活动，并不单纯是商业利益上的考量，而体现了明确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意识。
不难发现，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现在，中国的娱乐业正在以日趋庄重的姿态，在各种灾难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无论是微博上的理性呼吁，还是凭个人舆论影响力发起募捐和民间救援，抑或如本次的多个大型娱乐公司选择取消发布活动，并在多个场合向遇难者致哀，都体现了一个日渐成熟的娱乐业所应具有的庄重品质。
理性、建设性的舆论环境与公民身份有赖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对公序良俗的维护。在本次事件中，娱乐业纷纷主动为致哀和救援“让路”的行为，便体现了这个拥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群体的庄重与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