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能上不能下 治理为官不作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多位党建研究专家表示，《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进一步完善了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对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教育培训、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干部问责、干部兼职、干部档案管理、“裸官”治理等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干部的监督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此次出台的《规定》是从严管理干部的又一重要举措。
“干部能上不能下，是长期困扰干部队伍建设的难点问题。”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志文说，“我们党执政以来，一直重视、思考、探索如何疏通出口，实现干部‘能下’‘能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完善了领导干部退休、任期、问责等制度，推进了干部能上能下。但总体上看，干部“能下”还存在制度短板，各方面的阻力还比较大。
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规定》，是中央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专门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定。“可以预见，制度的执行落实，必将对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姚志文说。
强化制度的操作性和刚性约束
受访党建专家表示，《规定》注重可操作性和刚性约束，制度设计亮点颇多。
“实现领导干部‘能下’，需要让干部‘下’得合理、‘下’得合法、‘下’得服气，‘下’得真正能够起到对干部队伍的激励作用，这就要靠相关制度的科学设计。”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说。
以往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身居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不力，制度约束乏力，缺乏有效整治措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认为，《规定》聚焦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下”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当调整的10种情形，进一步规范了调整程序和方式，增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让人眼前一亮。
此次印发的《规定》提出了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健康原因调整、违纪违法免职和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等六方面“下”的渠道。
“其中，前五个方面已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关键是抓好落实，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而如何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是一个关键点，也是难点。”姚志文说。
推进干部“下”的根本目的是激发干部队伍活力，推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担当有为。戴焰军认为，《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多方面征求意见，严格论证，在下的原则、下的方式、下的程序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专家表示，只有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才能以制度刚性确保干部“能下”得到落实，以公开公正公平确保下来的人心服口服。
促进干部干事创业、勇于担当
推动领导干部“能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消极为官、庸懒散拖，虽然不能胜任相关岗位的工作，但因为没有违法违纪行为，仍然“稳坐铁交椅”。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干部队伍的活力，也助长了“官本位”思想。
李拓认为，干部懒政怠政是一种隐形腐败，由于没有正常的退出和降级机制，一些“懒官”和“庸官”在领导岗位上熬日子、混饭吃，造成了懒政怠政的氛围，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
专家表示，此次中央出台的《规定》，实质上就是把“下”作为有力杠杆，撬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促使各级干部真正把心思放在谋事、干事、成事上。同时，让一部分不作为、不称职的领导干部“下”，也能推进一大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干部“上”，为他们干事创业腾出空间、搭建平台。
“《规定》的出台和实施，意味着领导干部不做出实绩，就会面临‘下’的危险，从而使其始终保持危机感。”姚志文说。
此外，专家还表示，在注重制度刚性建设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干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等各个环节工作，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牵引带动作用。
李拓表示，《规定》的出台释放出积极信号，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注入了新动力。他建议，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干部考评机制和制度，“干部能上能下，必须以科学合理的考评为前提，准确评价干部的绩效，避免那些大胆工作、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干部因为得罪人而被打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