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质量，守住社会公平底线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句流传多年的民间谚语，也许很快就要成为历史。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17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国务院的决定，针对的正是百姓的“痛点”。看病，尤其是看大病，治疗费用高昂，可说是一种灾难性支出，很多家庭难以承受，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再次报销的大病保险，像一个“稳定器”，给大病患者家庭结结实实地兜了底。笔者曾在青海采访过一户人家，4口人中只有女儿每月有相对稳定的1000多元打工收入，婆婆常年患骨关节病和肺部疾病，当次14457.78元医药费，新农合结算9011.10元，大病报销4156.34元，自付仅1000多元。大病保险政策在当地落地运行半年多，就使一万多个家庭避免了因病致贫。
然而，从各地试点情况来看，虽然大病保险实施后，实际报销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但仍存在筹资不稳定、偿付压力大等问题。从大病保险的制度流程看，筹钱、管钱、花钱，是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制度完善，同样重要而艰巨。只有创新性地融合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保障质量，守住社会公平底线。
大病保险的背后，有一套筹资机制支撑。按照测算，人均筹资达到39元，才能避免家庭发生灾难性支出。然而现实中，很多地区只是将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总额的5%划为大病保险资金，人均筹资水平达不到测算的标准，支付比例难以逐步提高。这就需要政府主导，不断完善筹资机制，提高保障水平。
同时，各地对于大病保险合理保障范围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比如，大病的范围，以病种划分还是以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划分？基本医疗标准不明，哪些药品、项目属于基本医疗范畴？什么样的人群被认定为“没有支付能力”，需要在大病保险报销的基础上进行医疗救助？看起来是技术问题，但在医疗保险这个“精细活”里，处理好这样的技术问题，才能防止内部分配中“劫贫济富”现象的发生。
而在资金管理上，则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医疗领域被视为准“公共绿地”，使用者对于医疗资源，也有着很强的“排他占有性”。在“供给制造需求”理论下，容易产生过度医疗。去医院看病，大小检查做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是常有的事；患者因为有医保，也不怕这样的过度服务。医患“合谋”，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造成保险资金使用面临支付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可以发挥其专业的精细管理、风险管控的优势，严密堵住漏洞，控制费用增长，遏制过度医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正是市场手段的效率所在。当然，由于商保公司具有趋利性，需要对其实行更严格的监管，避免其“逆向选择”，或发生“搭车卖保险”等不合规行为。
大病保险让百姓收获了安定感，是一件大善事。让大病保险的制度更合理、更完善，才能让这一善举释放持久的红利，让人民群众有“稳稳的幸福”。
